“亏本生意”的破局之路

杭州市西湖区北山街道，工作人员正在清运“爱回收”智能回收机里的可回收物。

早晨8时，杭州市民王烨抱着酸奶盒、酱油瓶，却接连被几位废品回收商摆手拒绝；20公里外的分拣中心，崭新的智能生产线却因“吃不饱”而被迫降速。这两个看似无关的场景，揭示着中国城市正遭遇的“垃圾悖论”：全国每年7000万吨低价值可回收物（下称“低值物”）被焚烧填埋，而下游的再生工厂却面临原料短缺。

当市场对玻璃瓶、旧抹布等“亏本生意”避之不及，一场由政府搭台、科技赋能的“逆市操作”正在上演——杭州近期召开全市生活垃圾综合治理提质增效工作推进会，对持之以恒抓好垃圾分类这一“关键小事”作出系列重要部署。

“2024年，杭州共计清运处置454.06万吨生活垃圾，其中深化回收利用潜力最大的环节，就是低值物。”杭州市城管局环卫固废监管处副处长王盛真认为，这是检验生活垃圾资源化水平的标尺，也是垃圾分类提质增效的突破口。

这些被经济学判“死刑”的低值物，如何在智能回收体系中重获新生？市民手机里的几毛钱返现，怎样撬动百万元级财政节流？记者历时半个月追踪，试图揭开这场“亏本生意”背后的真实挑战与创新密码。

低值物的困局与破局

低值物的处理，究竟难在哪儿？

2021年出台的《浙江省低价值再生资源指导目录》，将低值物明确为废纸、废塑料、废玻璃、废织物等4大类17小类。相比废旧纸箱、矿泉水瓶等受回收市场欢迎的品类，低值物有个共同点，依靠市场难以有效回收。

“市场失灵”，最直接的原因是经济价值低，企业划不来。“收一吨废玻璃要倒贴200元。”个体回收户李爱华的账本道出原因，前端人力、清运成本在300元左右，收货成本在100元至200元，而末端工厂销售价格280元至450元，实际操作中，每回收1吨玻璃，企业要亏损约100元至200元。

“2018年开始，杭州推进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在全市设立2767个回收网点、50个分拣中心，明确对高低值物应收尽收，并积极推动各县市区制定低值物专项补助政策。”杭州市再生物资行业协会会长林世娟介绍，多重政策刺激下，低值物回收率一度攀升，但随着补贴结束，传统回收企业受店面租金、人力成本和运输费用等多重压力，回收积极性大幅降低。

企业不愿意收，居民在源头主动分拣的意愿自然就弱。低值物大多混入其他垃圾，与生活垃圾一起进入焚烧终端处置系统。

“尽管困难重重，杭州始终没有停止寻找破局之路。”王盛真介绍，眼下多项破局实验已经尝到了“甜头”。比如，西湖区推行以“积分兑换+自主投放”为主的“爱回收”，在分拣线仅以15%的产能运转的情况下，已实现减量3797.1吨；拱墅区引入三家回收企业，以街道为单位，按每3000户设置回收服务站，实现“一站式”低值物收集，已累计回收3686吨。

按照当前生活垃圾清运、处置成本测算，以上实践都将节约100万元以上财政支出，这无疑证明，低值物具备巨大的探索价值与潜力。

当高算法遇见低值物

城市更新中，低值物如何被“安放”，亦是居民关心的现实问题。2023年，西湖区翠苑一区在建设全国完整社区过程中，收集了一波居民意见。社区党委书记项菲菲注意到，许多意见不约而同指向楼道内堆积的纸板、塑料瓶等低值物。有居民特意找到她：“有没有更智能的分类设施，既方便投放，也改善楼道环境？”

与此同时，在市场侧，嗅觉敏锐的“新面孔”们，纷纷将目光投向再生资源回收这一风口，依托物联网、AI算法等推出智能回收解决方案，为传统回收行业带来新气息。

以专注废品生意的互联网企业“爱回收”为例，截至目前，“爱回收”城市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业务已进入北京、上海等38座城市，铺设箱体超过4万台，回收总量155万吨，用户数2200万人。翠苑一区是“爱回收”智能回收箱在杭州第一个布点的小区，记者走访时看到五六位市民正在排队投递。

市民输入手机号或手机扫码，将饮料瓶、纸板等投进“爱回收”智能回收箱，统一价0.6元/公斤返现。机器自动压缩、称重、结算，不到10秒金额自动到账。市民袁美蓉一边展示0.8元到账金额，一边分享使用心得：“这个箱子太方便了，也不用和废品收购站的人讨价还价，比较适合我们‘i人’（网络语，即性格内向）。”

老年人用起智能回收箱也毫不犯怵。80岁的林碧华告诉记者，“这个机器操作不麻烦，扫一扫就行了。”林碧华发现，因为可以24小时使用，以前居民在楼道攒废品的习惯也悄然改变了。

试运行一年来，西湖区回收的3797.1吨可回收物中，低值物超过70%。目前，居民参与投递次数132.92万次，共返现228万元。其中，收益最高的市民已获3900元。

构建可回收物智能回收体系

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中，企业收支平衡是稳健运行的生命线。以往为弥补“市场失灵”，各地通常会出台补助政策支持对低值物的回收。

“长期来看会缺乏韧性，一旦地方发生财政紧张或者政策重点转移，体系的脆弱性便会凸显。”长期研究城市环境治理的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认为，不少模式开始时轰轰烈烈，最终却收缩，根源正是无法自力更生、自我造血。

智能回收方案提供了另一种解题思路。“我们不靠财政靠市场。”“爱回收”杭州运营部负责人张亢说。那么，智能化回收体系如何跑通商业的盈利模型？

“科技改变了收废品的底层逻辑。”张亢道出其中原委：通过物联网、算法等科技手段，企业实现最大程度降本增效。智能回收箱每年仅需支付500元的电费和运维成本；物联网技术加持下，一旦箱满就会预警，后台系统自动派单，避免车辆空跑和低效收集；末端分拣中心流水线智能高效，将可回收物精细分为超过80个品类、销往下游。

全品类收集模式下，“爱回收”的高值物利润可用于补贴低值物的成本。规模效应后，企业会突破盈亏临界点，整体业务的利润空间还将提升。

“以‘爱回收’为支点，我们将构建起全域可回收物智能回收体系。”西湖区城管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勇说，将来会发挥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优势，推动机器视觉等前沿技术融入垃圾分类这一关键小事，探索更具未来感、更高效精细的城市治理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