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庐各个朝代的文化标识

宋旭华

新中国成立前，桐庐县志修撰可考的有七次，分别为明嘉靖年间一次，明万历年间两次，清康熙年间两次，清乾隆年间一次，民国时一次。清康熙年间的两次分别由县令马象麟、童炜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二十四年（1685年）主事。清初，为昭示明清易代的合法性，居以中华正统，康熙下令编修《大清一统志》，并两次要求编修地方志，第一次是在康熙十一年，被“三藩之乱”打乱节奏。第二次则在二十二年，即收复台湾之后，此时，康熙对王朝大一统有了更为深入的体认。中央有要求，地方必须执行，这就是短时间内康熙时两修《桐庐县志》的背景。后一次即童炜修桐庐县志，他写了《修〈桐庐县志〉纪略》，说“增修者顾曷尝不于全史、方舆、子氏、乘集而取之”，表明他和他的增修团队，努力去全面掌握文献。作为当地的父母官，童炜需要表现出他对当地建制沿革、山川形胜、人文风俗的深入了解，他之后的一段话高度概括了桐庐各个朝代的文化标识，对我们今天整体把握桐庐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兹引用、解释如下。

富春有山，溜港有城，子陵有传、田、庐，钓台有地，此汉时志也。

汉时，此地属于富春县，富春县大致辖今建德、桐庐、富阳三地，富春县有富春山，富春山的记载与严子陵事迹并行史籍。溜港建城，后为县治所在，桐庐设县在吴黄武四年，已是三国时。严子陵耕于富春山，拒绝光武帝高官厚禄，在传统士大夫入世与出世的选择中形成了固定意象，成为“先生之风”的千古绝唱。“传”指子陵事迹入史传，最早见史籍《东观汉记》，范晔的《后汉书》有传。“田、庐”，指富春山里有严子陵耕种的田地和居住的房屋，也许范仲淹、陆游在寻访严子陵故地时尚能见到遗迹。

七里有滩，康乐有咏，九田有塆，仲若有村，彦升予郭桐庐有赠，此南北朝志也。

南北朝的桐庐有三个重要的事件。第一，中国山水诗之祖谢灵运（康乐）在赴任永嘉太守途径富春江时写下了《初往新安至桐庐口》《富春渚》《七里濑》《过始宁墅》等诗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七里濑》，富春江之行开启了他山水诗的写作。第二，王子遒“乘兴而来，兴尽而归”拜访的戴逵，其两个儿子戴勃、戴颙（仲若）隐居于桐庐九田塆，此地的山遂名“戴山”。第三，任昉（彦升）途径桐庐，与桐庐县令郭峙（郭桐庐）相见，郭峙见任昉未到，先去进村巡视春耕，任昉等了好久才等到他，留下了一首《赠郭桐庐山溪口见候余既未至郭仍进村维舟久之郭生方至》诗。这诗既表现了郭峙忠于职守，又见证了两人深厚的情谊。

孝泉有号，次律与邢真人有遇，雄飞有居，高常侍于逻浦有碑，襄阳、仲晦于桐江有诗，协律三世名家有章邑里，此唐时志也。

“孝泉有号”指晋人夏孝见父墓被野火延烧而哀号，后百鸟飞集灭火，墓侧涌泉，是为“孝泉”。县志记载唐代桐庐县令李师旦“名之曰‘孝子泉’，改其乡曰‘孝泉乡’”，故童炜将其系于唐时。房琯（次律）与邢和璞（邢真人）相遇，掘地得瓶，房琯得悟前身，这则是传奇故事。余下的事件，与浙西唐诗之路有关，其中方干（雄飞）、章八元（协律）是桐庐本土诗人，高适（高常侍）、孟浩然（襄阳）、许浑（仲晦）等诗人都在经过桐江时留下了作品。诸多桐庐诗歌集子收了这些诗歌，兹不录。高适在逻浦庙立碑，记录了严子陵好友高获的一些神奇事迹。

刁公衎于太平兴国中睦州厅有记，刘元珦故宅有碑，郑公琡于元祐八年钓台有集，希文在景祐间于桐庐郡有句、严陵有记，玉泉、高节、性夫传伊川、晦庵之学者，文清师尹氏为成公祖者，冕仲、伯和出金溪门者，有砚石，有铁崖志，有王待制序，有芦茨源、阆仙洞、双港寓居，机仲有纪事本末之史，晞发有睦州山水人物古迹、西台之记、有集、有传。元秀唱和有诗派，盘峰、求心有文献、忠文之表碣，贾簿廷佐有论遣使之书，此宋时志也。

毫无疑问，宋代的桐庐精彩纷呈，桐庐的宋韵宛转流芳。刁衎太平兴国三年出知桐庐，颇有政声，曾上书废“淫刑酷法”，撰有《睦州正厅记》《宁国寺碑》《钓台碑》等。刘元珦舍宅为宁国寺，旧有碑记其事。郑琡于元祐八年刻印了《钓台集》，这是桐庐最早的区域性地方诗文集，之后则有董棻的《严陵集》。宋代范仲淹（希文）出任睦州，创作了《潇洒桐庐郡十绝》，这“十绝”大大拓展了桐庐的影响力，出于对严子陵的尊崇，他置义田、立祠祀，作有《严先生祠堂记》，其中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已是经典名句。

宋代理学兴起，桐庐本地的理学家有喻樗（玉泉）、严侣（高节），童炜说他们师从传程颐（伊川）、朱熹（晦庵），是大致而言。《宋元学案》记载，喻樗师从杨时，而杨时是“程门四先生”之一，故而喻樗是程颐的再传弟子。严侣曾与谢翱结汐社，在钓台祭奠文天祥，可见其气节，据《宋元学案》“木钟学案表”，有“陈埴—赵复斋—贾汉英—严侣”这师承线，而陈埴“少师水心（叶适），后从文公（朱熹）学”，可知严侣是朱熹的四传弟子。方慤（性夫）入荆公新学，《宋元学案》记载：“进《礼记解》于朝，……颁其书于天下，学者宗之。”可能《宋元学案》有“朱文公（朱熹）尝曰：‘方氏《礼记集》仅有说得好处，不可以新学而黜之。’”这一句，童炜将其与朱熹联系在一起，其实荆公新学与程朱理学，差异是非常大的。

吕祖谦（成公）的伯祖吕本中（文清）师事尹焞（尹氏）。宋室南迁，颇有些人寓居桐庐，而风景秀美的芦茨湾则吸引了吕本中与江端友等人，他们有相同的文学旨趣，以江西诗派为宗，互相唱和。陈埙（伯和）师从杨简，杨简是陆九渊（金溪）的门人，故陈埙是陆九渊的再传弟子。童炜将黄裳（冕仲）列为陆九渊门人，大概把北宋的黄裳（字冕仲，号演山，福建延平人）与南宋的黄裳（字文叔，号兼山，四川隆庆人）混为一谈。县志里有黄裳《阆仙洞十咏》，小序说道：“予至此洞十余载，释老之徒游寓甚众，多苦寂寥而去。崇宁己酉，天台惠文来卜以居。文所赋清苦，而能化桐庐人为感，相诏以资之，洞于是乎兴。大观之己丑春，予自洞霄南还，道出密岩之下，文请为洞中游。”以“崇宁己酉”“大观之己丑春”两个北宋的年号来看，寓居阆仙洞的为北宋的黄裳，也就是为宋徽宗刊刻《政和万寿道藏》的黄裳。这个黄裳，在金庸武侠小说中具有绝世武功，写下了《九阴真经》，当然这只是小说家言。

“砚石”指喻樗校书处，“铁崖志”指杨维桢（铁崖）给严侣撰写了墓志，“王待制序”指王仪之给方慤《礼记解》写序，可惜《礼记解》已佚。吕本中寓居芦茨源；黄裳寓居阆仙洞；陈埙有《山居次滕元秀韵》“地临双港胜，天与两年闲”，当指自己寓居双港。双港又名横港，指县东之分水江港口。袁枢（字机仲）著有《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体史书撰写的范式，传世有严州刻本，是研究宋代严州刻书的重要文献。谢翱（晞发）寓居并归葬桐庐，给秀美的富春江增加了一股浩然、英烈之气，著有《睦州山水人物古迹》《登西台恸哭记》《天地间集》《浦阳先民传》，可惜其中几个已经亡佚。

“元秀有诗派”，指滕岑（元秀）入“睦州诗派”，谢翱有《睦州诗派序》，元明之际，宋濂给桐庐诗人徐方舟写墓志铭讲道：“先是睦多诗人，唐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频、施肩吾，宋有高师鲁、滕元秀，世号为‘睦州诗派’。”黄溍（文献）给孙潼发（盘峰）写有墓志铭，原文保留在《黄文献集》中。王祎（忠文）给孙辰龙（求心）写有墓志铭，原文保留在《王忠文公集》中。谢翱、孙潼发、孙辰龙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南宋遗民，他们在桐庐寓居，为桐庐隐逸文化增加了文化的厚度。贾廷佐曾任县主簿，时宋高宗欲与金人议和，贾廷佐一再上书，请诛使者王伦，决意用兵，体现出主战派坚定的决心。

梅月处士生水滨有看山之集，钓台山长依李仲骧有风月之泛，此元时志也。

元代的桐庐，水滨乡晦冈李氏家族文化外溢，出现了一大批杰出人物。李康（梅月处士）师从永康胡长孺，擅长春秋学，屡征不仕，是当时有名的大孝子，著有《看山集》《清暇集》等。李康著作未曾流传下来，《清暇集》或作《清雅集》，《看山集》《清暇集》或许为一种书。诗文以“看山”命名，是因他曾筑看山楼。李康族叔李仲骧著有《南华百拙稿》。曾入大都以泥金抄大藏经的武林人叶祯，书法是全国一流的，后流寓桐江而家贫；李仲骧接济他，并最后为他操办后事，安葬于晦冈。宋濂《叶仲贞墓铭》记载：“祯风神萧爽，不能随世沉浮，每遇月白风清，辄同骧龙买舟泛桐江而下。骧龙善洞箫，祯歌古辞，扣舷而和之，或至忘返”，这“风月之泛”或许是元时桐江上最具风情的一幕。“钓台山长”指叶祯的“从父”即叔伯，非指叶祯。

明则既守杨志，则由万历甲申溯建兴乙巳，从前一千三百六十载而赢，咸所捃入，而洪武时青田九日舟过桐庐有诗，于仲彬有和，靖难桐山归牧有号，土木我不归矣有嘱，文华恳请立孙添字志同忠肃者有文敏，四疏王濠不法识似文成者有庄襄，此志之英华也。

桐庐名县在吴黄武四年（225年，蜀汉建兴乙巳），到明代万历甲申（1584年）杨束修县志，差不多有1360年，童炜用蜀汉年号以示正统。刘基（青田）作《九日舟过桐庐》诗，郝兆矩《增订刘伯温年谱》认为该系早期作品。刘基元末隐居晦冈（现称翙岗）时，或为当时的游兴之作，不无可能，应不会在入明之后才写。“于仲彬有和”指，李文（仲彬）题《林泉读书图》：“深林飒飒无人到，却是秋风落叶声。抛卷出门聊倚仗，且看山下白云生。”刘基和云：“茅屋秋风黄叶里，隔溪听得读书声。松萝荫密无行处，更有晴云满路生。”该和诗未收入刘基诗文集，但唱和之事除县志记载外，更早见于商辂《蔗山笔麈》，商辂去明初不远，可信度高，大概是刘基隐居晦冈时之事。

明初靖难之变后永乐改元，汪改（字迁善，桐庐人）不事朱棣，自号“桐山归牧”，弃官归隐，体现出高尚的人格节操。俞鉴在土木堡之变中以身殉国，临时交代家丁：“急走，报我不归矣。”体现出视死如归的报国之情。明代桐庐人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姚夔（文敏）和俞谏（庄襄）。土木堡之变英宗被虏，姚夔拥护代宗继位打响北京保卫战，在代宗重病而又无后的情况下，他在文华殿恳请立景帝之孙也就是代宗哥哥英宗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商辂奏稿为：“陛下为宣宗章皇帝之子，当立宣宗章皇帝之孙。”姚夔在“立”上添一“复”字。姚夔与于谦（忠肃）的主张是一致的；于谦立了不世之功却遭到了英宗复辟后的清算，不能不使人叹息。俞谏曾四次上疏宁王朱宸濠不法，后宁王果然叛乱，其见识和王阳明（文成）一样；俞谏还平定了江西、江淮等地的叛乱，立下了赫赫战功。姚夔和俞谏参与的都是国家大事，维护了国家、政权的稳定。

以上是童炜在清初对桐庐各个朝代重要的人物、事迹作的梳理，个别细节不无商榷处，但提供了整体认识桐庐历史、文化的一个方案，是我们今天在桐庐文物保护、乡土文化普及甚至县域精神提炼时的重要参考。由于童炜只说到明代，后来者尚可前溯。清代桐庐文化较为沉寂、幽潜，晚清严州知府宗源瀚编《国朝严州诗录》，收录“百余”严州诗人，桐庐籍只有区区六位；但入浙江乡贤祠的袁昶，其事迹是有代表性的，是桐庐的人文历史给予了滋养。到了现当代，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百余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桐庐有金萧支队的革命运动，有富春江水电站的建设，有快递帮的崛起，有最美县城的赞誉，等等，这些无疑就是“志之精华”，值得大书特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