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探《满江红》：张艺谋电影的文化诗学

■ 李文龙

要理解张艺谋电影的文化诗学，我们就必须基于对其电影的文本细读。而本文将基于以电影《满江红》为例，简析其电影以尝试窥探其文化诗学。

《满江红》最终定位成了喜剧，但其最初剧本创作时定位为历史正剧。而影片设置背景是南宋绍兴年间，岳飞死后四年，丞相秦桧率兵与金国会谈的前夕。这是完全真实的历史背景，但影片的故事，包括两位主角张大（沈腾 饰）与孙均（易烊千玺 饰），皆为编剧的虚构。文化诗学的代表人物葛林伯雷指出，任何历史文本都是主观的，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意识形态偏见下写成的。很明显，《满江红》是这样一部“主观性”的历史文本。而其文本，即是文化与历史的产物。《满江红》不仅与南宋的文化与历史息息相关，也与当下的文化与历史息息相关。

前面提到，既然《满江红》是一部“主观性”的历史文本，那么其真实性必然会遭到质疑。这一点很关键，如果影片的真实性被正在观影的观众质疑，那完全会减弱影片的张力。这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影像创作者想要的。而《满江红》在视听上的诸多尝试，即是要使影片的内在逻辑形成一个闭环，即使影片为虚构，也要让观众在观影时“信服”。故在影片伊始，就使用了一个长镜头，除叙事作用外，同样展示了丞相府的空间和建筑结构。观众也很快就会明白，影片故事的推进，和空间的转换，几乎是连为一体的。影片的镜头使用也极度克制，在孙均醋刑审讯张大时，在大多数导演会使用主观镜头的时刻，影片创作者为了不让观众共情，除了使用了一个特写外，几乎全是使用全景来拍摄，张大的惨叫也用背景音乐来掩盖。此外，影片的“共时性”亦可乐道：影片中的故事限定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小时）查案子，而影片也用两个小时讲完了查案子的故事。因此，影片前120分钟全程无闪现回放，其目的也是和前面暗合的。

而终究《满江红》的类型定位是喜剧和悬疑剧，纵使张艺谋和陈宇的野心如此，不可能完全为了叙述一种历史，而不顾其商业性的设定。而喜剧和悬疑，本身就是需要极强的戏剧性去塑造的。影片创作者如何处理？喜剧上，影片创作者选择在完全尊重空间的前提下，去寻找具有喜剧感的笑点。如开头张大等士兵抽稻草，即是典型。而悬疑，影片在叙事上具有数次反转。若按照小说的逻辑，这很可能会使小说的内在逻辑崩坏。但影片之所以区别于小说，就在于其可以在视听上下功夫。如多次出现的窥视镜头，隔着类窗式结构去拍人物对话（大多数是人物在密谋），就为后续的反转打下基础；还有如孙均的“踩门槛”极其微小的动作设计，也为尾声的最后一次反转作了铺垫。

谈《满江红》，就不得不谈其尾声的“奇观”塑造。想象一下，你现在是编导，你需要让秦桧所领的禁军，在秦桧（表面上看来是）激扬澎湃地领读下，全军诵读岳飞失传已久的《满江红》。这几乎是一个如安徒生《皇帝的新装》一样的剧作难题。而影片不仅做到了，而且没有使影片的内在逻辑太过于崩坏。不过，反过来想，为什么张艺谋和陈宇想要去完成这么一个“奇观”塑造？借剧中人物秦桧之口亦说——这么多条人命，就为了《满江红》的背诵？我们不妨再想想，影片里特地提到的一个书记官角色设计。我们不难发现，在那场审讯戏里，删去书记官这个角色，影片在逻辑上也完全是成立的。很有意思，影片是基于架空的历史，但影片文本中却特别关注历史书写的问题。

请注意，千万不要被影片所谓的“精忠报国”和宋金交战所迷惑。这绝对不是影片的主题，最起码不是最重要的那个。福柯曾说，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精忠报国”在南宋，是抗金以报答南宋政权。而在今天的中国，“国”已经不只是个政权概念了。而曾经的宋金民族问题，如今均在中华文化的统一之下，亦不存在争议。

文化诗学论者蒙特洛斯指出的“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或可较好地解释影片中的矛盾，即：对于创作者而言，不可能接触到一个所谓全面而真实的历史，或在生活当中体验到历史的连贯性，对观众来说也是如此。《满江红》所致力的，即是在私人文本中书写出一个可信的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纵观张艺谋的导演生涯，无论改编自先锋小说家作品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还是商业大片《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张艺谋都在尝试通过私人文本书写历史。因此，片中的历史错误也算是有了个合理的解释，即为何秦桧（1090-1155）尚活着的年代里，会出现宋末词人蒋捷（约1245-1305后）的《一剪梅》唱词。在私人文本中，历史永远是被个人书写的，而正史的真实性是有待确认的。而通过私人文本书写历史的同时，张艺谋在创作影片中作出的选择亦耐人寻味：虽然历史的真实是难以体验的，但他坚定地选择相信现存正史中的忠臣岳飞，唾弃现存正史中奸臣秦桧。

总结来说，张艺谋导演新作《满江红》在贺岁电影群中，值得一看。尽管问题众多，《满江红》但就春节档的其他影片来说，质量尚可。而在张艺谋个人的导演生涯中，《满江红》虽并不出众，但仍是其近年来的精品，在张艺谋一以贯之的文化诗学之中，亦可见他的自我创新。